在重大暴力事件发生的瞬间，多数人会出于本能选择逃离、僵住或躲避危险，但仍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，迎向威胁、试图制止暴徒、保护他人。事后，多名心理学、行为科学与神经科学专家分析指出，这类被称为「英雄行为」的反应在人群中其实相当罕见，比例约仅占10%，远非多数人的自然选择。
翻摄自Associated Press
根据《CNN》报导，媒体以日前发生在澳洲雪梨邦代海滩 (Bondi Beach) 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为例，该起事件发生于公共节庆活动期间，造成至少15人死亡、数十人受伤。混乱过程中，数名未具任何执法人员身分的平民尝试阻止枪手行动，有人徒手搏斗、有人投掷物品干扰，最终导致2人丧命、1人重伤。
翻摄自X
这些挺身而出的平民也被大量赞扬为「英雄」！然而，专家提醒，这样的影像曝光容易让社会产生错觉，以为在极端危险情境中出手相助是常态，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报导虽未点名其他具体案例，但让人联想到台北市12月19日发生的随机杀人事件！一名57岁的余姓男子在捷运站内目睹攻击发生，在非职责所需、也非专业人员的情况下，选择挺身而出阻挡攻击者，试图阻止进一步伤害，最终不幸丧命。
翻摄自网路
无论是邦代海滩或台北捷运事件，这些遇害者都有一个共通点：他们不是警察、军人或保全人员，却在关键时刻做出高风险的选择，付出生命代价。
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研究分析，英雄行为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本能反应，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政治学者、《解构英雄主义》 (Untangling Heroism) 的作者阿里・科恩 (Ari Kohen) 指出，社群媒体大量流传的英勇画面，容易放大少数案例，误以为挺身而出是普遍反应，但在现实中，多数人面对突发暴力事件时，会受到强烈的自我保护本能影响，选择僵住或迅速逃离，停留在旁观角色。
Kitty Genovese，翻摄自美联社
该现象正是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「旁观者效应」，现场人数越多，个体感受到的责任感反而越低，导致行动延迟或完全不行动，概念源自1964年美国凯蒂・吉诺维斯 (Kitty Genovese) 遇害案，虽然后续研究澄清当年部分细节被过度简化，但「群体会降低即时反应速度」的现象，仍在大量研究中获得验证。
科恩提醒，英雄主义并不等同于鲁莽行动，对多数人而言，遵循避难指引、迅速撤离、协助通报、在安全距离下引导他人，往往才是最能降低整体伤亡的选择；此外，实际技能的准备同样重要，学习心肺复苏术 (CPR) 、AED使用、止血训练或基本危机应对知识，能让人在面对突发状况时，更容易判断「自己是否真的帮得上忙」。
翻摄自警政署
不过，科恩话锋一转，英雄主义并非遥不可及，看到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故事，本身就能鼓励更多人思考「如果是我，我会怎么做」，研究显示，榜样、文学作品、电影，甚至虚构英雄角色，都能提升人们的道德想像力与行动意愿，希望邦迪海滩事件留下的最大启示是「英雄不是天生的传奇人物，而是平凡人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行动，这些人其实和我们没有不同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。」
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史蒂文・夸兹 (Steven Quartz) 从神经科学角度分析，人类在面对「致命混乱」时，大脑通常会启动「战、逃、僵住」的生存机制，要打破这种自我保护模式，转而采取主动行动，大脑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同时满足三个关键心理条件：
1.清楚意识到他人正身陷立即且真实的危险，并对受害者产生强烈同理心与认同感。
2.直觉判断自己的介入「可能产生实际帮助」，而非完全徒劳或毫无意义。
3.能在恐惧完全主导行为前迅速下定决心，让行动快于恐惧反应。
只要其中任一条件未能成立，大脑往往就会回到逃离或僵住的保护模式。
翻摄自BBC
夸兹指出，英雄行为并非只存在于「天生勇敢」的人身上！研究显示，约有10%的人同理反应较强，更容易在危急时刻出手，但这并不意味其余90%的人完全不可能成为英雄，同理心会受到文化背景、生命经验与价值认同影响，人们往往更容易为「与自己相似」或能产生情感连结的对象挺身而出。
翻摄自网路，下同
夸兹提到，邦代海滩事件中的挺身者，来自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，包括：移民、不同信仰者，彼此并无直接关联，却在同一公共空间中产生高度认同感，这类开放、安全、跨文化的公共场域，反而更容易激发人们对彼此的责任感。
再来，夸兹直言，研究显示，「愤怒」同样可能成为英雄行为的触发点，当人们目睹严重违背自身价值观的暴力行为时，愤怒可能短暂压过恐惧，促使人采取行动。
张文到北车丢掷汽油弹前，故意烧毁租屋处
夸兹强调，分析英雄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，并非鼓励一般民众在重大暴力事件中冒险行动，突遇攻击时，未受专业训练的旁观者不应高估自身能力，也应避免追逐嫌犯、近距离围观拍摄、情绪性尖叫或直播，这些行为不仅无助于救援，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危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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